7月15日和30日，韩国首尔分别发生两起工程事故，共造成5名中国工人遇难和1名中国工人重伤。

近年来，中国海外劳工屡屡魂断他乡，英国莫克姆湾中国拾贝人惨死，中国工人在阿富汗遇袭身亡，非法淘金客梦断加纳……目前有662万中国人通过合法途径打洋工，而“黑劳工”更不计其数。他们奔着挣钱的单纯目的而去，却遭遇“保命难、维权难”的困境。

事件

近60万中国人在韩打工 伤亡时有发生

“为什么又是中国人？”傍花大桥事故新闻一出，即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，网友纷纷表达对中国海外劳工的同情与喟叹。

中国劳务人员在韩伤亡的情况其实时有发生，但近期发生的两起事故都属于首尔的市政工程，所以影响较大。

韩国移民同胞开发研究院院长郭在硕表示，近期事故中中国人伤亡多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：其一，劳工数量多。50万至60万中国劳工占了韩国外籍劳工的大部分。

其二，很多人从事危险工种。大部分中国劳工只能找韩国人不愿意干的苦累脏险工作。这些工作一般不需要专业技能、资格证书、学历以及外语技能。

在韩国，建筑工人属于最为辛苦的工种之一，但收入也相对要高一些。扣除房租、吃饭等日常必要的开销，一个建筑工人每月能攒下200万韩元，相当于近1.2万元人民币。为了挣钱，即便苦累脏，很多中国人还是愿意背井离乡打洋工。

深度

662万人合法海外淘金 “黑劳工”难以计数

记者从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了解到，截至2012年底，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639万人。2013年上半年达22.6万人，总计近662万人。

以上是通过合法途径输出的劳工数目，而通过蛇头、黑中介等方式出去的“黑劳工”难以计数。就是这样一个庞大群体，却似乎成了被遗忘的“隐形人”。

生命尊严难保 被指“待遇比狗差”

每个中国海外劳工都有一大盆苦水，最严重的问题是人身伤害和意外危险。如在日本、韩国，当地部分企业利用“研修生制度”引进变相非法外劳，并施行残酷压榨和役使。

在俄罗斯，中国外劳常常成为当地光头党的袭击目标，甚至遭到警方的歧视性待遇。2011年曾有俄罗斯媒体称，中国劳工的待遇“比狗还差”。当地一位工人上传一段视频显示，曾有一群中国工人在工地遭到保安殴打，打人者不但拳脚相加，还使用了警棍。

在非洲，中国外劳有时面临绑架和战火威胁。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，中国石油工人多次被绑架；在非洲中、东部矿区，“提心吊胆”是中国劳工的普遍情绪。

究其原因，中国产品和劳工对当地就业市场形成冲击，引起所在国社会不满，这种不满一旦被种族主义者挑唆、激发，就可能酿成暴力冲突。

而在民族冲突激烈的“非常地区”，许多跨国公司宁可放弃项目也不愿冒险，而中国一些企业却不顾一切地“人弃我取”，罔顾中国劳工的人身安全。

权益保护真空 收入福利听天命

海外打工者有着最单纯的目的：挣钱。但境外雇主故意克扣或者拖欠工资的现象却时有发生。

中介或劳务公司几乎无一例外向外劳收取“保证金”，金额从两三万人民币，一路水涨船高到近10万元人民币。为防这些劳工出国后“不服管”，中介和劳务公司或事先收费，或强行从工资中代扣。如此一来，一旦海外雇主欠薪，中介、劳务公司毫无损失，外劳却损失巨大。

工作的艰苦并不令他们惧怕，最令他们困扰的是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，在最低工资、医疗、休假、福利等方面，全凭雇主的“良心”。一旦发生疾病、工伤等情况，或遭遇劳资纠纷，海外务工者，尤其是“黑劳工”往往处于非常无助的境地。

观点

海外雇主劳务公司都可被追责

中国劳工在海外的人身安全、劳动权益如何保障？记者采访了劳动法专家、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李凌云。

她表示，近年来，我国对外劳务合作越来越多，劳工权益受侵害的事件也随之增长，2012年国家出台了《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》，该条例对于劳工权益受到侵害时“谁负责、负何责”规定得十分清楚。

就劳工权益的保护而言，国外雇主和劳工的合同里会规定工作时间、工作地点、劳动条件、劳动报酬、社会保险、解除合同后有没有经济补偿等问题，“如果出现事故，劳工理所应当找有劳动关系的国外雇主。”

如果国外雇主拒不赔偿，或者劳工穷尽法律手段，依旧不足以补偿损失，可以找国内对外劳务合作公司进行索赔。

两者都拒绝赔偿的情况下，《条例》特别设立了备用金制度，由国内从事对外劳务合作的公司交金，一旦双方都推诿，符合条件的劳工即可获得备用金。

她指出，政府也应形成制度性的应急预案，不能一事一议。

而对于“黑劳工”，她认为法律不允许以探亲、旅游、学习的名义境外打工，该群体本身没有合法身份，法律无法覆盖他们。

中国劳工难享同工同酬

近来，一些欧洲国家为了提振就业率，提出“无论国籍，只要提供同等价值的劳动，就应该拿同等报酬”的口号，但李教授表示，该口号并不会惠及中国劳工。

“欧洲一体化程度比较高，对他们来说，在一个国家出生长大，随后到另一个国家工作，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。此外，欧洲在社会保障上建立了协调机制，使得人们在改变自己工作地的时候，社会保障的标准不会因此降低。但中国劳工享受同等制度显然不可能———对方之所以将这些岗位提供给中国人，恰恰就是因为中国人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做出可观的成果。”